“她们一度认为行将掌抓我方的运谈，明志励志地踏上争取职权的漫漫路径……尤其不可能意想，她们的余生，行将被意欲为千千万女性带来对等与幸福的当代法律，拖入无底幽谷。”
法律近代化的纪律并不老是与每个普通东谈主的糊口浮千里同步。一百多年前，远在四川一座偏远小城的女东谈主们曾走上法庭捍卫我方的职权。彼时眼下吞并派地皮上正献技着一场又一场转换，远处传来的声息告诉她们女东谈主也不错有秉承权、丈夫若是再嫁不错报告仳离、家暴不必一味隐忍不错逃离，可上了法庭才知谈一切并莫得设想中那么容易。这些案情经过悉数收录保存在四川荣县档案馆，直到最近几年才运行被历史学界注意。
法律史学者刘楷悦在随从导师整理这批史料时刻尤其存眷这之中的家庭案件，其中近八九百起案件更是与女性径直关连。这些故事大多放诞升沉、症结离奇，比拟于宏不雅的女性主义转换叙事，一座中国县城法庭里反而藏着更接近普通女性糊口的“职权”变迁史。她不得志于只是把这些故事当作学术论文的注脚，在完成博士论文后，她以案件为中心记录下了其中五位底层女性的故事——她们当初为何走上法庭，在庭审时刻又如何争取我方的职权，以及具体的“法律”最终是否真实休养了她们的利益？这些故事近日以《纸上的职权：近代女性家庭诉讼窘境》（以下简称《纸上的职权》）为名结集出书。
本年2月，咱们在北京见到了刘楷悦，和她聊了聊一百多年前这些女性的碰到。尽管这本书的主题是女性的婚配家庭窘境，但深入她们的故事会发现形成窘境的，有轨制、文化的原因，惟一不是爱本人，或者说轨制性的婚配家庭与情愫性的爱之间、遍及的转换程度与个体层面无尽具体的糊口之间存在着远超咱们设想的割裂。更首要的是，这些故事并不单是存在于畴昔。亘古亘今，任何司法纪律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职权从来无法被赋予，只可靠一步步去争取。
下文是新京报记者与刘楷悦的对话。
刘楷悦，法学博士，四川大学近代法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副编审，中王法律史学会理事，独揽国度社会科学基金等神志，在CSSCI期刊或法律史学科巨擘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研究目的为法律社会史、性别史等。
当近代女性走上法庭
新京报：这是一册对于近代法庭上的女性如安在家庭诉讼中为我方争取权益的历史非假造。你在书中的弁言和跋文中提到过一些这本书写稿的起因，可否再合资档案整理时的一些印象比较深的例子，伸开谈谈起先为何会想从这个视角切入这批史料？
刘楷悦：我读本科时刻，我自后的导师机缘碰巧下得知四川荣县（现附庸于四川省自贡市）保存了一大齐民国档案，总额有三万多卷，数目绝顶惊东谈主且保存很竣工。这其中的司法档案约莫有近两万卷。咱们以此为机会伸开了对这篇档案的整理、点校责任。在起先的整理时，我就尤其存眷里面的家庭类案件，我记恰其时我看了随机有八九百件案件，且这部分是与女性径直关连的。
自后，我也以此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但那时我依然以为不得志，在学术论文中，这些女性的事业只可当作论证某个论点的论据摘选出现，然而这些案子本人其实绝顶放诞升沉、症结离奇，那时我就有过念头，想要以案件为中心记录下这些女性的故事。直到许多年后，阿谁念头越来越锐利。
《纸上的职权：近代女性家庭诉讼窘境》
版块：后浪｜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2月
在和裁剪疏导过程中，咱们以为这些案件若是以非假造的神态组成一册书，那么它至少需要得志几个前提，其中最首要的即是，案件本人需要有有余的复杂度且材料有余丰富。在我看过的八九百起案件中，它们大多齐很“浮浅”，基本一审就判了。有的案件的确很复杂，但留住的记录又很少。
比如书中有一节写“打胎的可能”，这个案子本人很特风趣，周玉林是在她的丈夫身后孕珠的，用其时坊间的话说为了掩蔽“奸情”，她想去打胎。从常理上看，她夫家是毫不成给与这个胎儿的，但出乎意想的是，夫家竟然劝她把孩子生下来，为家眷“承嗣”，即便这个孩子以致不是她丈夫的孩子。但周玉林本东谈主如故想要打胎，她以为这个孩子的存在即是我方“不忠”的把柄。终末果然是夫家先她一步把她告上法庭，控告她犯了打胎罪。但这个故过后续的记录就很节略，只记录周玉林被动生下了这个孩子，在生下孩子后，她还试图悄悄放胆孩子，但被夫家发现带回严实地保管起来。档案对此的记录到这里就戛关联词止了。这样的案子就无法撑起一章的体量，只可用一节浮浅叙述。
周玉林孩子相片。档案图片由受访者供图，下同。
是以书中最终保留的五起案件齐有详确的记录。说真实的，我也不想把这本书写成某种“故事汇”，如故但愿通过一齐案件至少反应出历史上一类家庭纠纷的情况，其时具体是如何裁决的，东谈主们对此的看法和不雅念又是怎么。同期，写单个的案件又很容易终末形成某种近似案件拼盘的合辑，但这本书不是这样，书中各个案件的东谈主和东谈主之间齐有某种关联。
新京报：这种关联具体是指？
刘楷悦：咱们起先设计过是否不错通过一个裁判官的视角当作干线，由他串联起书中这些案件。但存在几个现实的问题，民国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仍然延续着县长兼理司法的轨制，可县长走马不雅花常常不断更换，并莫得一个东谈主从始至终目击这些案件的阐扬，以致在一齐案件的审理中齐经手了几任裁判官。
詹春和履行陈说。
风趣的是，在梳理档案的过程中，有一个东谈主的名字反复出现，即是开篇中提到的这个詹春和。他只是其时最下层的一个“打工东谈主”，不管部门的司理如何轮流，他一直在那处，且一直作念着最基本的事情。他的职责近似至今天的一个法警，他隆重管履行，需要去送传票，以致其时案件的许多当事东谈主齐住在村里，他需要把他们带到庭上来。碰巧的是，他不仅在书中触及的绝大多数案件中齐出现了，以致自后和终末一个案子中的女主东谈主公张朱氏成婚了，况且是在终末一个案子的进行过程中与她完婚的。
新京报：这个碰巧很特风趣。张朱氏从今天的视角看有很强的“主体性”，她被父母安排嫁入了其时地方上一个相当殷实的内行眷，成婚今日才发现夫家掩蔽了丈夫多项体格颓势，之后她又想办法出门上学，再自后苦求仳离……这一世恒久在尝试收拢我方糊口的主导权。但在当年，这些举动一定面对着许多的争议。
其时处于这种公论氛围下，詹春和还悠然与之建立关系。随机在亲眼目击过这样多与女性径直关连的庭审诉讼后，他的不雅念也在潜移暗化中发生着变化？
刘楷悦：根据档案的记录，两东谈主如实是在这起仳离案件的进行过程中在一齐的。詹春和的责任本人即是去看许多东谈主性中的昏暗面，咱们无法排斥他是否是在案件的进行过程中对张朱氏产生了怜悯，也无法进行太多期望化猜想，很可能他是出于多样原因（比如外貌等）与张朱氏合资。
张朱氏药方。
新京报：话说其时的档案为什么会专门记下了这件事？
刘楷悦：这也很碰巧。其时张朱氏所嫁的男方张文光的姐姐，她去参加庭审过程中“爆料”的。在夫家东谈主的视角里，他们一直认为张朱氏很有“心绪”。如实从档案记录中看，张朱氏的许多行径随机其时极地面冲击了夫家的领会（笑）。她嫁到宽裕的张家后，想尽办法去到当地的学校念书，其时档案记录她入学的时期是1941年，这一年她23岁，随机率是传闻了当地中心学校运行兼办寰球教育。入学后不久，她就搬到了校外居住，“讲吃讲穿”，诚然学校也供应一日三餐，但她心爱到校外的餐馆“下馆子”，一来二去时常赊账，夫家（也许出于赔偿心境）就隔三岔五要去给她“平账”。
在夫家看来，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从一运行就目的不纯，姐姐之是以爆料这个与案件无关的信息亦然揣度，她和詹春和成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这个案件的走向更有意于我方。与此同期，张朱氏的母家没办法给她提供任何执行的相沿，他们家不仅断绝，且家中莫得可露面的男性，弟弟自后被抓壮丁抓走了，父亲也很早离世。由此，夫家认为案件之是以终末判张朱氏胜诉，即是一齐司法的“作弊”（编者注：下文会聊到，这也只是夫家偏听偏信的推测）。
司法纪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新京报：自明清以来，许多女性运行出当今庭审上，这与传统领会似乎很不一样。是因为这段时期的记录更完善一些，如故与其时的社会变化接洽？
刘楷悦：这是很首要的问题。在咱们的法律史上，的确阅历过司法轨制层面的变化。帝制期间的妇女出庭如实有诸多纪律上的适度，明清时期也有一些妇女走上法庭，这背后有一部分和材料的挖掘接洽，只是咱们无法明确其中的具体比例。但从晚清以来，对于批判男女不对等的声息大范围传入中国，法律近代化所带来的法律层面径直的改进，让妇女领有了许多以往莫得的职权。
新京报：你在书中的序章提到了《女界钟》《敬告我本家姊妹》等这批近代中国最早的对于女性主义的论说。那么在荣县档案的记录中，有关连的表述吗？这些“新不雅念”有莫得出当今其时中国一个小县城的档案中？这些不雅念会对偏远县城寰球的糊口有什么本质性的影响吗？
刘楷悦：寰球的不雅念亦然我在翻看这批档案时很感风趣的部分。其时的一个前置性配景是总共社会在进行一场全场合的“法律近代化”过程，出于“补偏救弊”，传统的中华法系陆续被改成与当代法律接轨的新体系，在法律转型的过程中，刚好和女性主义进入中国的时期线相互重迭，毕竟总共近代本人即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
以近代小城镇、农村为配景的四川方言剧《王保长歪传》(2002）剧照。
再说到四川，即便从当今的视角看，其实此地仍然算是一个相对而言隔离政事中心的偏远之所，或者说“化外之地”，那么糊口在那处的寰球是否有渠谈获知这些法律上的变革？带着这样的问题，咱们发现一个叫“谷醒华”的名字。在说谷醒华之前，咱们有必要先提到另外一个更闻明的名字，也即是吴玉章，他既作念过川大的校长，也作念过东谈主大的校长，他即是荣县东谈主。他自后回到了荣县，就见到了谷醒华。
谷醒华是当年荣县最早“开眼看天下”的那批东谈主之一。他很早就去了日东东京参不雅，回到荣县就运行办学校，并在学校作念了许多教育方面的尝试转换，让学生了解许多最新的变化。许多常识即是通过这样的口口相传，传到了更小的家庭中去。她们在坊间迟缓传闻当今依然不错仳离了，不错有秉承权了。
另外还有一个特风趣的地方是，档案中咱们看到的许多诉状诚然是以女性的样式成文的，但它们未必是由这些女性亲笔所写的。民国官方有一个专门为寰球代写诉状的地方，叫“缮状处”。在梳理档案时发现，这些给女性当事东谈主代写诉状的律师会特地加入一些很“女性主义”的表述，近似“若是裁判官相沿仳离，即是在相沿女权”；或者他们会在行文中专门加深某种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米兰体彩放大她们的“柔弱”形象，以此博得裁判官的怜悯，最终争取一个更有意于女性当事东谈主的判决后果。这些司法责任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特意无意传达给其时许多女性，她们其实不错为我方争取怎么的权益。
新京报：尽管这些也许可能只是一些行文的妙技，但至少这些是否也反应出其时对于女性权益的一些社会性的风向变化？
刘楷悦：也许是的。但不成疏远的是，这些案件的裁判官很少会受到这些妙技的影响。他们大多仍然秉持着一种更宏不雅的治理逻辑，大多家庭案件仍然罢黜一种“去司法化”的趋势，他们仍然是一种和谐纠纷的姿态，“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方式。其实由此咱们会发现，其时寰球本人的不雅念许多亦然绝顶割裂的，莫得一个举座性的风向相沿或不相沿女性赢得她们的权益。
若是让我判断，我以为其中保守的力量恒久是更占优势的。以致许多哪怕走上法庭建议仳离的女性，她们自后许多东谈主也撤诉了，我方齐在抒发“不想仳离了”。其时很特风趣的一个说法是谁把她们“领且归”。“领”其实是一个依附性很强的词，但许多女性我方也会在庭审中使用这个词。“仳离”本人不是目的，对于这些女性来说，最压根的如故如何让执行的利益最大化，如何得志我方现实的需求。
电视剧《南北大状》（2010）剧照。
新京报：这就回到了标题“纸上的职权”。“远处的钟声也许带来了新的但愿”，但当这些“钟声”传到偏远的县城，传到一个个具体的家庭里面，这些但愿似乎又齐停留在了“纸上”。
刘楷悦：任何司法纪律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致到今天为止亦然这样。也许法律是这样规矩的，但到具体履行层面往往未必如斯，只消引入一个东谈主就多一个变量。咱们会发现，职权本人也并不等于你最终能执行抓在手上的利益。对于许多平常普通的女性而言，转换阐扬如何，远莫得咫尺生该死怎么络续来得首要。
职权是争取来的
新京报：庭审中，这些女性简直无一例外齐堕入了某种“自证”的消耗中。她们被要求确认“为什么要废继”“为什么要仳离”，这些问题在被建议之际似乎就依然预示了它们是难以被陈说的。你在梳理这些档案材料时，还遇到过哪些印象比较深切的庭审中的设问吗？这些女性又是如何陈说的？透过这些设问，咱们又能看到哪些与诉讼无关的、愈加深层的女性所面对的窘境？
刘楷悦：在整理荣县这批档案时，其时的裁判官的确常问对于“动机”的问题。一方面，这和这类案件的特质接洽。家庭类案件为什么时常不会被当成一个案子处理？因为当事东谈主的想法常常发生变化，且比拟于刑事案件，这类案件的把柄更难赢得。这亦然为什么法官会这样执着于搞明晰当事东谈主的动机。
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如实很难陈说。比如在朱刘氏废继的案件中，她最先被问到的即是为什么废继。1916年，她的丈夫圆寂，四年后，她的亲生犬子也不测离世。由于女儿莫得财产秉承权，朱刘氏在其时的相当哀伤中又被见告侄子将“承嗣”，成为她样式上的犬子。但立嗣之后，两东谈主年级摆布，且莫得亲情血统的深厚基础，两东谈主之间摩擦继续，隔膜越来越深。朱刘氏自后还发现嗣子往往转机家庭财产援手他的生父。直到《妇女绽开有缱绻案》初度规矩女性相同具有秉承权，朱刘氏才生出了想要废继的念头。
朱刘氏验伤单。
但在庭审现场，究竟要怎么向一个不相关的东谈主讲述家庭糊口带给她的巨大落差呢？凡是她真实被嗣子尊重过，她齐不会在垂垂老矣时耗尽如斯大的时期元气心灵财力来打这个讼事。讽刺的是，这些问题也让她堕入了一种死轮回——要想废继，她就必须解释嗣子放胆她，把柄即是十余年来两东谈主莫得共同居住，嗣子对她装腔作势；但此前两东谈主的确分了家，在法官看来这本人就意味着嗣子无须和她共同居住。
中王法律至今阅历的两次压根变革深深影响了朱刘氏的一世。法律儒家化无尽擢升了朱刘氏的心境预期，让她对继子的贡献产生了不切执行的期待；但法律近代化又让儒家化奠定的身份法和由此形成的照料体系逐步被领会，东谈主们运行从遍及的结构中挣脱，转而强调个体和自我的抒发。这些共同翻覆着她的运谈，但彼时的东谈主们也从无得知。
新京报：即便当庭作念出有意于女性一方的判决，在荣县档案的记录中，这些判决最终齐能够收效吗？在龚琴福一案中，为什么即便她胜诉，她也“被杀死在了自以为奔赴幸福的夜里”？
龚琴福诉状。受访者供图
刘楷悦：如实，司法过程中最容易被疏远的一环即是履行。在朱刘氏案子的后期简直依然和废继本人无关了，朱刘氏注定没办法通过法律纪律夺回家产，自后的讼事只是为了详情昂贵的诉讼费由谁承担。这场诉讼绵延的时期很长，简直让朱刘氏入不敷出，更无谓说护士相同在婚配旋涡中的女儿了。
包括龚琴福这个案子亦然这样，她诚然最终拿到了有意于我方的判决，但判决收效了钱却拿不追忆。署名署名后，男方自称要去筹钱，追忆以后即刻到城内候审，但一去就音信全无。他还玄妙欺诈法律上的空子，家中诚然有许多田产，但他编造说这个财产不是他我方的。且以龚琴福为代表的那时的女性也莫得刚毅分割夫妇共同财产，最多只想把嫁妆带走，是以她们也不提财产苦求。另外还需要研究一个期间配景，假定其时判决能拿到四百元，但民国时期战乱频仍，货币贬值，即便终末拿到了的这四百元，购买力依然大不如前。
龚琴福梁学海案荣县司法处判决。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诚然近代化的目的是为妇女争取职权，但在过程中又反复摒弃她们的职权”。为什么这样说，可否再伸开谈谈这个不雅察？
刘楷悦：这点在打胎这个问题上尤其认识。也许会颠覆许多东谈主设想的是，在以往很长一段的帝制时期，女性是不错解放打胎的，以前的法律只是惩办故意伤害激勉他东谈主打胎这一滑为，但妇女我方想要打胎是不会受到任何关涉的。按照一般逻辑，在近代化过程中职权应该是逐步扩大的，但女性的生养自主权竟然逐步受到了适度。这背后不成疏远的即是国族主义与个东谈主职权的顽抗，这个过程中女性体格的自主权就被摒弃了。
新京报：读到这本书时，“山西女硕士走失13年”正再一次引起存眷，检方对当事东谈主“不予告状”的认定也掀翻许多商讨。像荣县百年前这些女性为争取秉承权、为逃离家暴一样，百年后女性仍然在为“性本旨”而深陷诉讼的泥潭。你最近接洽注这一案件的关连商讨吗？我很兴趣，在目击过那么多起近代女性的诉讼实录后，你再看到这样的新闻时会有哪些想考？
刘楷悦：在看这些案子时，我时常深切地嗅觉到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并莫得发生太压根的变化。法律史边界徐忠明古道曾写过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对于“小事闹大”与“大事化小”。前者是普通东谈主的计策，当一件事能够被尽可能闹大往往会产生有意于当事东谈主的后果；而当作一个案件的具体审理方，他们罢黜的往往是后者。这个案子和书中这些案子的相似处在于，不管法律设计得再先进也好，终末往往是由履行东谈主决定案件最终的目的。
新京报：在荣县档案中，也有记录对于裁判官如何影响案件走向的吗？
刘楷悦：民国时期要求除了记录判决后果，还要附相应的意义。许多裁判官不仅会写具体依据的条目，还会留住他们对这个案件的领路。比如在张朱氏的案子中，裁判官会以为“既无伉俪之欢，又永无嗣续之望”，于是一审中判了两东谈主仳离。在朱刘氏的案子中亦然这样，裁判官会在其中记录他对“孝”的领路，他会以为时常来考查父母才是“孝”最压根的要求，这就会很大程度影响判决的走向。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新京报：在阅读这本书时很容易空想起“王氏之死”等作品。这些年历史题材也很热点，不少作品齐存眷历史漏洞中的常人物。你会如何看待文体与历史的关系？
刘楷悦：这些年其实有许多近似《王氏之死》的历史非假造，或者咱们叫它微不雅史的作品。但国内的学术研究时常会把很特风趣的历史事件写得绝顶学术化，以至于到终末仅限于在很小的范围里传播。
天然，学术在走向群众化时，还可能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太日常了。咱们如何去把抓这其中的圭臬？从我个东谈主的角度来说，在写这本书时有一个最压根的原则即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哪怕是讲当事情面感的变化，一定是她们在档案的记录中有明确的信息传递出来，或是在庭讯过程中她们抒发了近似的感受。但在具体讲述这个故事的方式上，我以为不错稳当作念一些文体性的处理，比如先抛出一个悬念，再迟缓伸开总共故事的细节。退一步讲，《王氏之死》还会写到对于梦的东西，那么咱们为什么不成期待一个面子的历史作品呢？至于在写稿过程中是否会带入我个东谈主的情愫，毫无疑问地说这是深信的。在写“陷坑密布”那一节时，我以致写哭了。
新京报：你在跋文中提到20岁时运行刚毅到我方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也把朱谦之视作“跨时空的厚交”。你是如何斗殴到他的作品的，这些翰墨具体如何影响了你对虚无又或“谢世”本人的看法？
刘楷悦：我省略情这种虚无是不是逐步依然成了当代东谈主的“通病”，至少就我而言，我在读大学时刻就运行怀疑东谈主生的意旨。包括在写这本书时，我齐有一种逃离总共学术量化评价体系的伏击感。在写稿的这两年，这本书至少对我而言有很首要的意旨，它匡助我完成了某种不错称之为“自我救赎”的过程。因为在总共过程中咱们是全情参加的，很想把历史上她们的故事记录下来。但写完之后，又以为没什么意旨了（笑）。
近代报刊中的城市女性。图为清末民初《妇女时报》封面。
写论文时刻，我存眷到一百年前兴起的那场“家庭转换”。早在那时，许多东谈主就依然在追问“姓还要不要”“家庭还要不要”？至于为什么会被朱谦之诱骗，是因为他这个东谈主在阿谁年代也相当虚无，其时读到他建议了一个主张叫“天地转换”，他暴言完成这个“天地转换”只好两种方式，一是自尽；二是解放恋爱。
写到终末，我以为爱本人的确是一种强有劲的托付。尽管当今咱们的社会似乎有一种潮水，荧惑内行顽固我方的感受，“断情绝爱”；但爱的生发本人并莫得错，它是绝顶天然的露出，有问题的是系统性的和轨制性的权力结构，是这个让东谈主不幸。
新京报：这本书的写稿过程据说也很升沉。这段时期齐发生过哪些对你而言比较首要的事情？透过书中这些女性的碰到，咱们时常不错感受到许多来好处度层面、文化层面的无奈，这些在写稿时刻曾让你在某个时刻嗅觉过无力吗？对于一个曾被虚无裹带的东谈主，这些感受可能是放大更多倍的吧……
刘楷悦：是的，写的过程中常常以为太无力了。我在书中也反复写到一句话，东谈主无法向期间要平允。个体纵使再有主不雅能动性，在更大的期间眼前就像浮萍一样。这也许是虚无倾向的一个首要起首。
但话说追忆，东谈主与东谈主的关联有时候的确很奇妙。在写这本书时刻翻阅荣县关连贵府时，发现了许多机缘。比如为什么那张故去胎儿的相片会被保留在档案中？是因为其时当事东谈主就诊的荣县同济病院的院长是华西第一届毕业生，给与过最先进的医学教育，他有一个同学正好是转换义士江姐的舅舅。还有，谷醒华在荣县领路一位女教师，这位教师曾托谷醒华在北京帮她寻找妹妹，妹妹去参加转换后就和家里东谈主失联了。自后几经转折终于找到了，才发现她妹妹依然更名了，她即是抗日时期有名的义士赵一曼。包括戊戌六正人之一的刘光第的犬子自后回到四川，接续了父亲转换的遗愿；刘光第又和书中提到确其时股东法律变革的关节东谈主物沈家本是同榜进士。
这些齐是在整理这批档案时偶然得知的。回看也许发现，历史即是这样，某一个阶段看似莫得发生什么本质性的变化，但一朝将时期线拉长，变化的种子早就埋下了，且一直未始中断。意想这些，也许会给咱们一些慰藉与力量吧。
采写/申璐
裁剪/西西
校对/穆祥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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